让讨薪悲情不再年复一年

　　湖北日报讯 本报评论员 李思辉

　　年终岁末，很多地方又启动清欠行动，帮农民工讨薪。媒体报道，阳新县一家公司的老板，拖欠30万元工资，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被刑拘。又报道，河南省高院受理大量农民工工资案，发现有些农民工因没拿到钱，回不了家，只能到菜市场捡菜叶吃。

　　多少年了，每到这个时节，各种有关讨薪的悲情都会如期袭来，叫人无比痛心，却又甩脱不开。为什么一些农民工兄弟“最害怕过年”？他们害怕的不是过年，而是年底求爹爹告奶奶也拿不到工钱，没法回应妻儿的期盼，没法打点年货，甚至买张车票都感到为难。讨薪，讨薪，一个“讨”字蕴含了多少悲情！付出劳动拿到报酬是理所应当之事，何须去求和讨？现实的痛点就在于，“理所应当”有时只是理想，低声下气的求和讨也不见得能奏效。

　　不能说人们对欠薪不憎恶，终结欠薪的共识早就达成；不能说有关部门不上心，各地治理欠薪的狠话、重话屡见报端；也不能说这些年的治理没有效果，多方面共同努力下，恶意欠薪现象以及因欠薪引发的极端案例有所减少。但这离公众“杜绝欠薪”“终结讨薪”的预期还有很大距离。

　　讨薪悲情年复一年，问题出在哪儿？缺乏有效的欠薪预防机制，或者说缺乏杜绝欠薪的主动权，恐怕是一个绕不开的症结。很多时候发不发工资、什么时候发工资，主动权掌握在企业的手中，取决于老板的心情、包工头的良心，而仅仅靠这往往是不够的。

　　面对讨薪之难，一些人呼吁政府严惩无良者，呼吁“以法律兜底”。发现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当然要依法惩治不法，发现一起惩治一起，但这里面有没有疏漏？法律当然要发挥作用，而且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法律更多的时候还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还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欠薪预防机制，掌握主动权，让追究欠薪者的责任来得更为及时。

　　有人说，农民工用工零散，监管不易，可越是这样越要推动监管的制度化、常态化，以应对形形色色的欠薪伎俩。比如从劳动关系的确立，到薪酬标准的议定，再到薪酬的兑现，都应有范式、有约束、有制衡。一个城市有多少工地，每一个工程是一种怎样的承包转包关系，每一个公司名下有多少施工队、有多少农民工，他们叫什么、怎么联系等等，不能是本糊涂账；每个用工单位是不是都交齐了工资发放保证金，是不是落实了农民工工资垫付的规定，工资结算周期如何，出了问题追究谁等等，有关部门必须有效掌握、动态监管。如此才能掌握预防和控制恶意欠薪的主动权，而不是等到年底欠薪事件集中爆发，产生危害之后，才东突西奔地去擦屁股。

　　“到2020年，农民工劳动条件明显改善、工资基本无拖欠并稳定增长、参加社会保险全覆盖。”国务院提出的明确要求，需要我们用扎实而有效的行动去完成。建立和完善农民工欠薪预防机制，掌握杜绝欠薪的主动权，避免讨薪的悲情年复一年，才能让农民工兄弟不再害怕过年，不再屹立寒冬苦苦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