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中华核心是如何形成的？

　　禅让实际以实力决定领袖

　　尧、舜、禹的禅让，自古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正统的历史观，认为前一个君主选贤自代，政权是和平的转移；另外一个说法，则是《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这三个君主之间的转让，并不是如此和平，舜曾经放逐尧，禹也曾经放逐舜，而禹的儿子启，则是以武力取代了据说本来禹选作接班人的益。这两个说法，都显示一个大共同体的领袖权力，还并不是如何稳定，表面上是禅让，实际上还是以实力决定谁作领袖的。这三个圣王各自有自己的族群渊源，每一个大型共同体大概是一个部落联盟。中原的部落联合的力量，会超渤海周边的那些群体。所以，中原的领袖，可以号召别处的族群领袖，以会盟的方式号令群雄。据说，禹领导的会盟，甚至于会将晚到的部落首长处刑，以彰示自己的威权。

　　禹所建立的夏后氏，也并没有继续不断地执掌霸权。夏后氏霸权的中间，也曾经被后羿所取代，要等到少康中兴夏后氏的霸权。根据传统的年历，夏后氏曾经享祚四百多年，即使中间有过中断，这一个霸权的延续，也足够建立一个相当稳定的权力中心这就是核心地区出现的第一阶段。

　　在古代气候寒冷期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距今三千七八百年前的时代，商人代替了夏后氏，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国。商人的老家应当是在渤海地区，他们大概也是崇拜高天，而且有燕子含卵的传说，自认为是五帝系统的后代。在不同的传说中，例如《易经》和《天问》都曾经提起过，商代祖先在渤海冲积平原上，曾与放牧维生的有易氏有过密切的来往。商人的崛起，是不是也因为渤海平原承受天气寒冷的影响，使得他们不得不向中原扩张？

　　商代历史的前半段，也只是靠传说和考古数据，让我们有一点模糊的知识，知道他们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而且拥有战车和马匹，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相当复杂的组织，足以统治广大的地区。商代后半段，他们的首都已经搬到今天的安阳，因为殷墟的考古，我们有相当清楚的知识，能够重建商王国的情形。

　　在搬到安阳以前，他们曾经数次迁都，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如此频繁迁都，有人以为是躲避洪水的泛滥；也有人以为是战争的原因。我个人以为，他们迁都的方向，是逐渐西移，也就是说，逐渐搬到中原的中段，一方面还可以顾及黄河中下游和淮水流域，另一方面，也可以接近陕西关中，间接联系西去中亚的通道。在考古学上，与商代同时，而具有商文化特色的据点，北到河北的藁城，南到湖北江陵的盘龙城；在东南方面，江西新赣大洋洲的遗址，文化内涵具有浓厚的商文化特色。这几个遗址，大概都代表商人在各地扩张的力量所及。在西边的关中，商人的力量，足够掌握华山之下的通道，有崇侯据守。后来代商的西周，也长期地受商文化的影响，甚至于接受商王的领导地位。

　　商王朝的同心圆布局

　　商王国疆域，已经超越了黄河中游，也代表了后世中原观念的范围。商王国的统治，并不是直接的治理各地。首都称为大邑商，在首都的外围，许多子姓的王族所谓多子族，拱卫都邑。有的王后也自己率领部下，居住在都城四周的某一处。这种安置，其实和草原上游牧民族，如蒙古的斡尔朵，相当类似。在其四周则有商人的城邑，由王国的使者监督；再外面，则是商人友邦；最外圈，却是一些称为方的族群国家，例如，土方、人方等等。

　　这一个同心圆的布局，在中国历史上，就成为一个模式，所谓内服、外服、五服、九服等。商代的一些友邦，有些是远处遥奉商人的号令。董作宾先生从商人卜辞资料，重建商王远征人方的事迹。人方地处在今天徐、淮一带，商王曾经率领军队，在人方巡视，行程中间没有战争，处处得到招待，这就是以武力确立自己的霸权。至于鬼方，则是经常和商人对抗的敌人，鬼方所在，可能是今天的山西境内。商人抵抗鬼方，动员的武力常常一次以五千人为单位，不断增兵，可见战争规模不算小。远在关中的西周，本来也不过是一个奉商人号令的小国，称商人为大邦，足见商王国力量的强大。

　　在殷商后期首都安阳遗址，考古学家找到大量文字资料。这些称为卜辞的文字，已是字形、语法都很成熟的书写工具。至今我们还没有在别的中国古代文化遗址找到更早的复杂书写系统。仅仅这一成就，使商人拥有管理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工具，也使商文化具有涵化其他同时代文化的重要资源。后来，西周的力量，足够威胁商人，且结合了商人北面和西面以及西南面的一些部族，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终于代替殷商成为当时中国的领主。周人能够接续商人成为中原之主，也因为他们继承了商人拥有的文化资源。

　　周王朝的封建网络

　　周人本是居住在陕北、晋西的族群，毗邻河套，原本务农，但在天气寒冷时期，也曾经依靠牧养维生。后来，他们又从原居地，沿泾水南迁周原，后世称为关中的黄土高原。姬姓的周人，与西邻姜姓族群密切合作，发展为中原以西的盛国。周人自居为商王国的附从，经过三代的经营，才有挑战商王国的力量，逐渐发展，终于取得中原的主权。在牧野之战后，周人考虑建都的地方，在大邑商的观念之外，又提出另外一个观念。他们将嵩山称作天室，而认定中原为天地之中这是中原观念的具体落实。于是，周人的首都放在自己老家关中，而在殷商地区的雒邑，建立了成周，作为统治东方的都邑。宗周和成周，两都并立，构成了周人政权椭圆形疆域的双中心，彼此相依，互为唇齿。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当时周邦实质的统治者，就经常带着他的幕僚往返于两地之间。

　　周人在全国建立了绵密的封建网络，每一个封国，不是亲戚，就是子弟，而且鼓励周人子弟和外姓通婚，使得所有封君，都成为周人的亲属。更重要者，根据考古获得的分封宜侯铭文和《左传》分封唐叔于晋的记载，每一个封君在前往封地时，必定率领周人的部队、投降的商人部队，加上周人的一些专业工匠和技术人员共同建国。在这都城之外的当地土著，和在城里居住的那些封君带来的族群虽然分两种类型，却设立了共存的机制。例如，统治者的奉祀处，称为王社，而当地人也有奉祀自己祖先的社。武王的弱弟唐叔就封山西建立晋国，接受的指令：必须尊重当地夏人的文化传统和土著戎人的风俗习惯。周公儿子伯禽分封鲁国，那是奄人的居地。鲁国就有鲁国的社，与奄社并存。孔子的祖先，来自商王国旧地的宋国，迁徙鲁地；他就自居为处于两社之间。

　　周封建诸国，都有都邑，居住城内的国人和城外的野人并没有文化的高低，只是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稍加区别。因此，周人封建系统，等于庞大的网络，将所有的族群都笼罩在内，不排斥外人。周人实行外婚制，与外人通婚，长期共存，逐渐结合为一体。

　　周王号令所及，疆域又大于商代，西起关中的宗周，王畿之内，还有诸侯的封邑，包括同姓与异姓；另有一些原居族群及陆续从外面渗透进入周土的族群。后者颇有自称王号的小国。东方的中原，分别由姬姓和姜姓子弟分封建国，其封疆之内，已如前述，各自安排为多族群的混合体。

　　从中原扩展，周人又东向推进到山东半岛，由姜姓首领姜太公(姜尚)的长子建立齐国，负责东进。自此北上，则由姬姓重臣召公一族，追赶商人退回渤海故地的余部，在今日北京附近建立燕国，负责绥靖北路。沿着太行东麓，又有姬姓的卫、邢诸国，与东都成周四面诸国呼应。沿着黄河两岸，北岸的晋国与南岸的虢国，夹岸拱卫两都之间的通道。

　　在如此布局中，每一个延边或前哨的封国，无不负有融合异族的任务。晋国奉命安抚夏人和戎族，已如前述。燕国的考古遗址，处处显示周文化与当地土著及北方山戎族群的混合。汉水和淮水流域的封国是成串安置在中原的南方前哨。他们分别与当地土著混合，考古遗址中，常见不同文化共存的多元性。这些地区，祝融八姓的后裔，散居各处。最重要的发展，则是芈姓与今日湖北北部的百蛮联合，创建楚国，日后成为南方的大国，面对中原，俨然是南方文化的主流。

　　东方的齐国，地大人众，面对沿海一带的古老族群夷人，既须安抚又要防范，不是易事。根据《荀子》和其他先秦古籍记载，到了距今三千年前，周穆王在位时，东方的徐王偃，居然还能号召二十六国，自己称王，挑战周王权威。这一徐人的地区，大约就是前文曾经提过的商代的人方，那些族群即是古代环渤海古文化的后裔。周人以齐国和王室的力量，平服了徐国。徐、舒族群，遂逐渐分散，迁移到淮水、长江各地。据费孝通和潘光旦的研究，后世带余部的姓氏所分迁之处徐、舒、畲、畬，甚至涂、嵞等，均可能是海滨族群的后代。在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留下的地名。

　　天下：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

　　从夏后氏比较笼统的霸权，经过商人同心圆布局的统治机制，最后到西周的封建网络，三个阶段的发展，中原形成中央政权的基地，而又以同心圆的方式，扩散其势力于各处。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界线，只有逐渐向远处扩散而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因为文化交融。而构成的新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的一个核心，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的中国。即使在古代，各地的居民，原来可能是有不同基因的族群，经过如此布局的安排，实际上所谓中原本身居民，已经是来源复杂的混合体。中原对四周的扩散，又不断混合，终于熔铸为一个人数众多的文化、经济、政治共同体。

　　中国古代的这一格局，和欧洲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在欧洲，一批又一批新进入的族群，凌驾在当地人之上，成为贵种，没有融合各种族群的机制，使族群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整个欧洲核心不断转移，由爱琴海周边移到地中海的意大利，又移到西欧的法国，又分化为日耳曼的中欧和大西洋上的英伦，最后转移到北美大陆；欧洲的东部，从罗马分裂后，又自成局面，与西欧、中欧分道扬镳。各个核心之间，难以大融合，却多抗争。独一真神的信仰，又具有强大的排他性，更使得族群之间的冲突，至今不能消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