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折，中国命运百年逆袭——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上）

　　黄河滔滔，气吞八荒，一路浪淘风簸，百转千回，横越大半个中国。

　　摊开中国地图，用直尺测量，黄河从源头到入海口，算起来直线距离不过2000公里左右；但实际上，黄河九曲，长风卷浪，还要浩浩奔流5000多公里才能入海。

　　所有的转折，都是为了前行，虽九死其犹未悔，不改心之所向；所有的转折，都会校正方向，纵迂折依旧奔流，不易向海归途。

　　恰如这激荡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凶险莫测的湍流旋涡中冲出来，从前途未卜的萦回曲折中闯出来，就算有过短暂的偏离航道，也终会回到历史正确的一边，始终向着梦想浩荡奔腾。

　　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史上最为雄浑跌宕的伟大转折，这是中国命运激流勇进的百年逆袭。

　　溯源而上，就如同黄河的源头只是一眼碗口大的泉，这宏阔百年的开端，看上去也仿佛平常。

　　那是1921年7月里的一天。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只有穿过了百年岁月回望才发现，这一天，竟是华夏历史上如此晶光耀目的一个节点。如同那眼泉，宁静中蕴含了惊天伟力。

　　一

　　中国命运在生死存亡时刻迎来转折，开天辟地诞生了华夏民族有文明以降，第一个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政党。这个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了人民”四个字融进血液里

　　这一天，中国人已经求索了太久。

　　晚清的中国，遭遇的是西方机器时代、工业文明的“降维”打击。从“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五千年文明尊严的垮塌只是短短百年。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最终给予战胜国中国的，只是归还被夺去的天文仪器。这是何等的讽刺！

　　彼时彼刻，在国家叙事中是蒙羞、是屈辱，而对于千千万万升斗小民来说，是活生生的流离失所、生灵涂炭。连年的战乱，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压迫，让黎庶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走到了历史至暗时刻。

　　长夜难明赤县天。在曙光还没有降临的20世纪初，黑夜是那么浓稠而漫长。更令人无望的是，在此之前，面对一连串的屈辱，中华儿女不是没有奋起过，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再到辛亥革命，设想不是不美好，信仰不是不坚定，却空留下冷却的热血、难酬的壮志、未竟的事业……

　　试错成本如此高昂，却弥足珍贵。它告诉我们，旧有的道路不可能救中国，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但是，这条路到底在何方？

　　最沉的暗夜里，也依然有人不曾放弃寻找星光。苏俄十月革命之后，他们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他在狱中遭受酷刑，壮烈牺牲，时年38岁。他就是写下600多篇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

　　他带着英译本和日译本秘密回到老家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心无旁骛、夜以继日地翻译，留下“真理的味道是甜的”典故。他就是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陈望道。

　　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横空出世，如同一道闪电，劈开了风雨如晦的长夜。

　　多年以后，在延安的一孔窑洞里，毛泽东盘膝而坐，背靠在两只公文箱上，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后来，在填写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时，毛泽东亲笔写下了1920年的字样。就在1920这一年，上海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长沙的毛泽东等，先后成立了8个早期党组织。次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九万里风鹏正举。一段风雷激荡、壮阔奔流的大历史即将开启，一场关乎亿万级体量人口命运的大转折即将开始。

　　“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那是党的十九大闭幕刚刚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探寻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

　　的确，站在百年沧桑巨变的今天回望，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他们做对了什么？而如果放大到更为辽阔的5000年文明史的时间域来打量，又该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短短百年？

　　只有历史才有选择权和判卷权。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只有中国共产党，能赋予历史一个从未有如此蓬勃生机的崭新社会形态。

　　近代史上，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等屡屡碰壁，固然令人扼腕，但从根本上看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部中华文明史，数不尽的往圣先贤、明君能臣，纵使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警世通言，但其立场始终是从“舟”的角度出发去衡量利弊，其本质还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王朝兴替如走马灯，不管皇帝姓李、姓赵还是姓爱新觉罗，农民都是最底层的“供养者”。他们出钱出力、流血流汗地供奉着少数人的荣华富贵。

　　在厚厚的史册中，农民从未拥有主体尊严，他们只是工具。这就是千百年来社会运行的真相。

　　只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和最广大的劳苦大众站在了一起；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才不再是没有尊严的工具人，而成为历史的书写者、成为奋斗目标的本身。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准，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毛泽东对于党的宗旨的定位，深刻揭示了这个党的根本属性，反映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唯物史观的最基本道理。

　　正是这样的宗旨，才可能会出现革命烈士程昭续这样的人，在敌人用刺刀顶住脖子问要脑袋还是要共产党时，斩钉截铁地说：“老子要的当然是共产党！共产党万岁！”随后英勇就义；也只有这样一个党，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哪怕是勇冠三军的红军大将黄克功，也会因杀害一名老百姓，被毛泽东亲自批准公审枪毙……

　　如果说历史的考卷有答案，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答案。只是这答案，考验的并不是智慧，而是立场和决心。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

　　二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了以农民为大多数的劳苦大众”当作初心和使命，但是，“依靠农民”，却还要经过重重血与火的淬炼、生与死的洗礼才能最终领悟。而当这一天到来时，中国革命也将迎来伟大的转折

　　农民在中国革命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在这个问题上，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一度还难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在一起，还要走上一段曲折的弯路。

　　他们曾发动过铁路工人大罢工，但被反动军阀残酷镇压；他们曾尝试与国民党“党内合作”，却遭遇蒋介石公开叛变屠杀；他们曾试图在城市发动起义，也都以失败而告终……在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党内一些人曾发出疑问：红旗到底打得多久？

　　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让这一疑问升至顶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30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3万人，不到十分之一。”

　　为错误路线付出的代价有多惨痛，对正确道路的渴望就有多强烈。事实证明，中国革命有其独有的特殊性，这也决定了中国的革命不可能像欧洲、苏联一样仅仅依靠工人阶级，而是要团结更为广大的农民，依靠工农联盟取得胜利。

　　被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是我们党最早关注农民运动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将自己家“鸦飞不过的田产”田契当众烧毁，并领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

　　毛泽东也从很早开始领导农民运动。正是通过农民运动，毛泽东勘破了真理，找到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革命道路。

　　“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这是对中国历史最深刻的洞察，对中国命运最精准的把握。浩浩荡荡的历史大势与点化时代的真理力量，两者相遇，就像海浪不停翻涌托举，最终迸出海面，成为中国革命在生死攸关时刻能够力挽狂澜的决定性因素。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为消灭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而战！”“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到了一个地方，就带领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为农民讲政策、刷标语。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沿途撒播着革命真理。

　　1935年9月，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从四川进入甘南，来到一个叫哈达铺的地方。而此时，长征跋山涉水，到底要走到哪里去，还是一个未知的答案。

　　据亲历者回忆，当时毛泽东让侦察连长梁兴初去搞点“精神食粮”。在哈达铺一个小小的乡邮所，梁兴初找到了几张旧报纸。从一张《大公报》上，毛泽东知道了陕北也有红军的消息，于是，作出了决定红军长征命运的重大决策：到陕北去，把长征的最后落脚点放在陕北。

　　此时的陕北，还有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陕甘边区。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领导下，陕甘边区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年仅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被农民亲切地称为“娃娃主席”。

　　这块根据地很快就将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10月，经过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根据地。“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毛泽东评价说。

　　紧紧依靠农民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接下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也获得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的拥护。

　　他们为了保护夜间行军的八路军不被发现，自动打死所有的狗，出现“行军百里无狗叫”的情形；他们“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他们500万民工肩挑人背，用小推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至此，中国共产党真正拥有了大地之子一般无穷的力量，中国革命真正迎来了伟大的转折、惊人的一跃。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在1947年与国民党军队殊死作战的时候，即便是延安，中国共产党仍然可以战略性放弃。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经问毛泽东对延安失守有何评价，毛泽东回答说：“人民战争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而取决于怎样解决土地问题。”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后来把这段故事收录进所著的《毛泽东传》里，并评价说：“毛泽东之所以能打败蒋介石，是因为他深谙此道：战争的社会意义存在于中国广大的群山绿野之中，赢得了中国农村‘老百姓’的支持，就赢得了战争。”

　　红旗漫卷染河山，长缨在手缚苍龙。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结束了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丧权辱国的历史，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今天，战火早已平息，鲜花开满四野，穿越时光回到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时刻，短短的瞬间蕴藏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抉择，多少运筹帷幄的胆识，多少逆转乾坤的决断。到底是什么？让中国共产党“有如神助”，一次次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暗夜里的启明星，指引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那么，紧紧抓住为了农民、依靠农民这一根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就是前行道路上那支火把，熊熊火光照亮了无数人脚下的路，带领中国革命走向无往而不胜。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正是对历史最深情的回望、最透彻的洞鉴。

　　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破除与重构了延续千年的治理体系，历史性地赋权农民。广大农民开始走向追寻自身主体性的道路，成为时代的主角。中国农村一个改天换地的伟大转折开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949年10月1日，当这浓重的湖南口音在天安门广场上响起来，古老的大地沸腾了。

　　那个无眠的夜晚，映照过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的那轮明月，将见证一个崭新的人类社会形态的萌生、发展。在这个全新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国家的主人、时代的主人，这是以往任何“盛世”都不可比拟的。

　　新中国的天空下，处处迸发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1950年国庆前夕，音乐家王莘路过天安门，看到五星红旗在秋风里飘扬，小朋友正在准备国庆唱歌，强烈的感动鼓荡在胸中，一首《歌唱祖国》喷薄而出，很快就唱遍城乡大地。

　　解放了的农民群众唱着新中国的歌，热火朝天地兴修水利。修好淮河、根治海河、治理黄河，一大批水利工程将千年水患变为今朝水利。从水患到水利，一字之差，展现了新中国农民移山填海的情怀、力量和智慧。

　　在自己的村庄里，农民拥有了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1953年下半年开始，第一次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豆选、圈名、烫香洞、写号码……朴素的智慧里蕴含着“翻身做主人”的澎湃激情。

　　千百年来被门第阻断、被知识隔绝，被死死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开始破除迷信、学习科学，开始读书识字、告别文盲。到1960年，全国有1.5亿农民参加了扫盲和各级业余学校学习。

　　妇女不再被视为男人的附属，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申纪兰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议被写入了新中国的宪法。1955年，在一篇表扬实行男女同酬第一村——贵州省息烽县堡子村的文章上，毛泽东亲批：“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之后，毛泽东更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名言，迅速响彻大江南北。

　　村庄开始有了基本的医疗资源。赤脚医生、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新中国推进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法宝”。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乱、血吸虫病等被灭绝或得到有效防治。毛泽东在1958年读到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夜不能寐，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的组诗。“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表达了农民群众消灭了血吸虫的喜悦心情。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政权，赋权农民，让农民自己当家做主，其开创性意义不亚于回天转日。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也不再需要文人墨客的悲悯，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人们获得了真正的平等，延续千年以等级秩序为基础的治理体系土崩瓦解。

　　广大农民主体性的觉醒在国家层面上直接表现为劳动力数量的倍增、素质的跃升。30年后，中国出现现象级的“农民工”大潮，成为“中国制造”崛起的坚实基础。这当然是后话。在新中国之初，当家做主的农民群众释放出的巨大热情和创造力，让历朝历代挣不脱的“死循环”迎刃而解。

　　以土地赋税为例，千百年来农民最高的经济要求和梦想就是“耕者有其田”，但他们即使曾经短暂地获得过土地，很快也会再度失去，这就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史的“魔咒”：王朝始兴，自耕农得到土地，统治者与民休息，轻徭薄赋；随着时间推移，土地兼并加剧，出现地主豪强阶层，自耕农失去土地成为佃农，赋税加重，民不聊生，帝国推倒重来。

　　漫长的封建社会也不是没有出现过良好的政策安排。汉代盐铁政策，目的是“节制资本”，不让民间过富；唐代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最主要的精神在于“为民制产”，不让农民过穷；明朝丈田均赋，编制“黄册”“鱼鳞册”，兼有“限民名田”之义……单论设计，堪称苦心孤诣。

　　但是，在一个农民没有主体性的社会，制度设计越精巧，维护成本就越高。没有农民的自我参与、自我管理，连土地户籍的动态统计都跟不上，再好的设计最终也会名存实亡。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法良意美，终是徒然。”

　　而新中国从成立伊始，就明确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就赋予了农民管理与自我管理的权利。农民的智慧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一旦获得自主权，他们将创造出最具实用性的制度，他们将自发维护制度。

　　因此，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只有在新中国的农村，历史的恶性循环才可能彻底终结。

　　当家做主的农民，不仅实现了自身的觉醒，也以强烈的主人翁精神哺育着自己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工业化迫在眉睫。大国工业化的核心是重工业，而重工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果等待资本自发积累，这必将是一个极其缓慢的历史过程。年轻的新中国正被帝国主义围堵，拖不起，也等不起。无奈之下，压低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牺牲部分农业利益，成为当时工业化发展最主要的资金来源。

　　如今，亲眼见证过“嫦娥探月”“蛟龙入海”等超级工程的人们，该如何去看待这一历史进程？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农民的牺牲和贡献，中国才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快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我们今天举世瞩目的工业制造能力、稳居第二的综合国力，也无不是奠基于那段艰苦奋斗的岁月。

　　也许，只有放在大历史中才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是党与农民在并肩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后而建立起的唇齿相依、交洽无嫌的信任关系。

　　事实证明，勒紧裤腰带搞工业是当时的必由之路。且不说“两弹一星”、机械能源等重大科技项目在国防上的屏障、经济上的拉动，就从农业本身来说，到1956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历史首次突破300公斤大关，基本达到了热量安全线；1984年，粮食总产量首次实现4亿吨，人均粮食达到390公斤，“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这之中，除了体制优势外，工业化的牵引、化肥的作用、农业机械的使用，也功不可没。

　　这也是作为主人翁的广大农民，对自己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义无反顾的奉献。在过去的岁月里，农民已经付出了太多、牺牲了太多，他们本应得到丰厚的回馈，过上更好的生活，却选择了继续奉献，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热爱自己成为主人的这个国家，他们与新中国同舟共济、祸福相连，他们用辛劳与汗水哺育新中国的成长。

　　这份信任，这份深情，纵斗转星移，亦不能被忘记，也必不会被辜负！

　　四

　　1978年，曲折前行的中国又将开创一个新纪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带领迷茫中的人们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实现了中国发展的伟大转折。这其中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尊重农民

　　1978年的风呜咽着从江淮大地吹过，那一年，安徽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灾，河水断流，水库干涸，土地大面积抛荒。

　　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召开省委常委会，决定允许农民“借地度荒”，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粮，不分配统购任务。

　　“借地度荒”限定每人三分地，但这个口子一开，一些地方很快突破了限额。而且，第二年初春，尝到甜头的农民不仅不准备退地，还纷纷要求“就汤下面”，以户承包。

　　怎么看？怎么干？人们在激烈争论、谨慎观望。不过很快，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发生了。人们发现，1978年冬小岗18个农民已经秘密分田到户、包干到户，而且第二年获得大丰收，“讨饭队”变成了“冒尖队”。

　　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1982年，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为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正名。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正式确立下来。

　　历史表象的背后，往往是多种复杂因素的激烈碰撞。在经历了十年曲折后，彼时的社会和人心正酝酿着一股变革的热望与激情。而农民又一次扮演了历史的关键力量，推倒了农村改革的第一面骨牌，自下而上引发了一场社会大变革。终于，农民创造力与国家意志力交织并行、桴鼓相应，共同开启了大变革时代。

　　从人民公社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农民，焕发出巨大的活力，中国农业连续六年大丰收。几乎与此同时，一个在世界经济史上也堪称奇迹的事件正在酝酿、爆发，那就是中国所独有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鼎盛时期，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到全国近半，实缴国家税金占全国税收总额的五分之一。

　　家庭联产承包和乡镇企业发展，这是农村最重要的两项改革，都是农民的伟大创造。“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乡镇企业容纳了50％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邓小平曾经评价说。

　　这场社会大变革发端于农村，很快就“燃烧”到全国经济、政治、思想方方面面。如果用一句形象的话来描述，那就是“杀出一条血路来”；其标志性的地点，就是深圳。

　　1978年，“深圳”还是明朝永乐八年史籍上一个不起眼的名字，那个标志地点还叫作“宝安”。

　　5月的一天，当时的广东主政者习仲勋路过南岭村，看到耕地都没人种，而当时很多人偷渡外逃，甚至说“死了之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这位枪林弹雨闯过来的老人潸然泪下，他说：“这个不怪你们，是我们没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

　　第二年，在向邓小平汇报时，习仲勋提出划一块“贸易合作区”，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曾经当过陕甘边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带领农民分田地、建政权的习仲勋，又亲手推动了与他一生密切相关的第二个“特区”。

　　从此，“深圳”真正成为深圳，成为“中国速度”的领跑者、“敢为人先”的代名词、“特色道路”的观察窗。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波澜壮阔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农民当中蕴含着无穷智慧，尊重农民的意愿、农民的选择、农民的首创精神，发挥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这是任何时候我们做好农村工作的根本要求。

　　“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这是邓小平推进农村改革的基本方法，也是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中国大地上动人心弦的社会大变革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互激荡、相互成就，诞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的引领下，中国迎来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十亿级人口长达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在发展取得一定成就后，工农、城乡关系也迎来新一轮变革。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党中央就提出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战略思想。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大会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200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切实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又做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自此，“反哺”成为城乡关系的关键词，我国三农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变革期。

　　在这一轮变革中，农民个体感知到的是收入增加、民生保障等方方面面的权益；而从宏观层面来说，更是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农民成为反哺的对象，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就是取消农业税。

　　2002年，浙江宁波悄悄试水农业税费改革。到2004年，全省绝大多数县市停征了农业税。后来，时任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之江新语》里说道：近年来，我省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这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举措，是对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进行的重大调整，也是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开局之棋。

　　改革潮流势不可挡，一件彪炳史册的惠农大事发生了！2006年1月1日，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这片土地上延续2600多年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彻底结束。此后更是对农民实行了“四补贴”政策，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到现代化成果。

　　种地不但不再缴税，反过来还能拿补贴。这不是简单经济利益上的加减法，而是千百年来农业赋税作为政权经济支撑的彻底终结，是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平等享有发展红利的权利昭示。

　　五

　　千百年来肆虐的绝对贫困，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历史性地得到解决。这是中国共产党回馈农民最珍贵的礼物，也是中国崛起最伟大的转折。跨过了这个门槛，大国重现荣光之路将无人能挡

　　2020年2月4日，农历小年，江西井冈山白银湖村村民邱冬华贴上新对联，上联：“脱贫全靠惠民策”，下联：“致富迎来幸福春”，横批：“共产党万岁”。

　　90多年前的1928年，邱冬华的曾祖父邱启山也曾写下一副对联，上联：“分田不忘共产党”，下联：“幸福牢记毛委员”，横批：“共产党万岁”。

　　一幅“共产党万岁”的横批串起92年的岁序更替。92年前，毛泽东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带领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92年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指挥一场人类反贫困史上的伟大战役，井冈山率先出列，摘掉了贫困帽子；而再过一年，全国的脱贫攻坚战也将取得全面胜利，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将彻底摆脱绝对贫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

　　在梁家河当过7年农民的习近平，对中国农民情深义重，他知道农民的苦，了解农民的难，日思夜想的都是如何把农民带出贫困，如何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村民唐宗秀至今还记得2012年那个冬天：家门外用石头铺的小路上都是雪，一位客人深一脚浅一脚来到家里。进了屋，也没嫌干不干净就坐下来，“和我拉家常可是亲切”。走的时候，两口子特意搀着客人走出门外，“我叫他慢着点，他也叫我慢着点，说路不好走。”

　　这位特殊的客人，就是一个多月前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就在这普通的拉家常中，一个涉及亿万农村贫困人口福祉的脱贫攻坚战略缓缓铺开。

　　此后8年，脱贫攻坚伟大战役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打响。300多万名党员干部奔赴战场，担任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

　　2019年6月16日晚，广西百色，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一辆车、一个人，正顶风冒雨行驶在一条山路上。

　　这是一条与重病老父亲含泪告别的路。病床上的父亲试图留住她：“天气预报说晚上有暴雨，现在开车回村里不安全，明早再回吧？”

　　这也是一条心急火燎回村的路。她说：“正因为有暴雨更得赶回去，怕村里受灾，我马上得走了。”

　　然而，行至半道，山洪突然袭来，瞬间淹没了这辆车，连同车里那个青春热血的生命。

　　在这场伟大战役中，包括广西百色百坭村第一书记黄文秀在内，1800个鲜活的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征程上。这一刻，百年的誓言铮铮作响，一个世纪的旗帜猎猎飘扬。

　　什么是初心？这就是初心！什么是使命？这就是使命！

　　它始于百年历史中，农民对党的深情奉献和党对农民的深切挂念。

　　十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很多都是革命老区，地处深山，交通不便，仅靠自身的力量，很难快速脱贫。百年的情深似海，今天的休戚与共。脱贫攻坚伟大战役正是对喂烈士遗孤奶水、自家娃娃米糊的沂蒙红嫂的感恩；对“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太行儿女的感恩；对青壮年几乎都参军、“断代性”牺牲的川陕苏区的感恩。也许，只有到老区人民都小康的那一天，那积存百年的沉重情感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

　　它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民族整体利益、长远发展而对农民欠下的历史旧账。

　　新中国工业化的起步资金主要来源于农业的积累。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公共服务的完善都需要大量资金，征用农村土地而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是最大的资金来源。农民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今天，反哺农民是一种必然的逻辑，一次历史的还账！

　　它也出于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国内外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如何发展的现实考量。

　　我国GDP已经破百万亿，人口14亿。如此体量的大国，发展当然很重要，但放在首位考量的始终是稳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是高质量发展。如果贫困持续深化，一些国家贫富差距过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前车之鉴；如果不能在经济社会上寻求更大公平，一些国家社会阶层撕裂、政局不稳就是活生生的教训。如果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的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就相当于给未来发展埋下一个巨大的隐患。因此，仅从现实角度看，绝对贫困也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绕不过的沟坎、避不开的洼地。

　　2021年2月25日。

　　让我们记住这个日子。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偿千载宿愿，建不世之功。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中国的脱贫成果也引来世界的目光。联合国首席经济学家艾略特·哈里斯评价道，中国消除绝对贫困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和“令人鼓舞”的伟大成就。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文介绍了贵州一个村的脱贫致富实践，感叹：“绝对贫困在中国已成为历史。”

　　六

　　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中华民族都始终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却在西方工业革命后断崖式跌落。但这不是历史大势，这只是短暂的波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从荆棘中逆袭，走过百年峥嵘。下一个百年，以乡村全面振兴为起点，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必将重启荣光

　　1969年1月13日，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一个不到16岁的少年，带着满满两箱书，登上了开往延安的“知青专列”。在这片他的父辈曾经战斗过的热土上，他将开启他的人生征程。

　　列车南行河南，再沿陇海线西行，到西安后北折，写了一个巨大的倒“几”字。到达铜川后，换乘卡车到延安，再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最后，穿过一道狭长的沟道，来到梁家河。

　　也许正是因为以这个黄土塬上最普通的村庄为起点，在此后的岁月里，“农民”两个字深深地融入他的血脉情感里；多年以后，又重重地刻进他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中。

　　从梁家河，带着农民建沼气池、办铁业社；到正定，开创河北省第一个“大包干”试点先河；到宁德，深植摆脱贫困的理念与方略；再到浙江，完成乡村振兴试验田、中国梦起手式的探索。中国农民的伟大实践滋养着他，而他，也在一路行思中埋下了未来大国复兴道路的伏脉。

　　“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掌舵泱泱大国，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两个一百年”的辽远视野，极具开创性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发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划时代号令。

　　这当然不只是情感萦系，也是对历史的洞见，对未来的擘画。

　　如果把三农问题放在历史长河，特别是近代以来全球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去考量，我们会发现，三农问题是带有持续性的根本问题，中国社会在不同阶段爆发出不同矛盾，本质上都是三农问题与其他矛盾的交织叠加；三农问题也是全球现代化转型中最要害、最复杂的问题，如何对待三农，决定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冷酷扩张道路相比，我们是要走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

　　十八大以来，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当前，站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又一个历史关口，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向全党发出号召：“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这一刻，儒家思想里的“天下大同”，文人笔下的“桃花源”……所有对乡村的诗意畅想都有了具体的承载；而现实中的乡村，又将以历史未曾有过的想象力，绘就一幅全新的振兴图景。

　　在这幅新图景里，我们的乡村将以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为基础，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农业将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届时的乡村振兴，将不仅仅是产业振兴，而是囊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五位一体的全面振兴；不仅仅是乡村自身的振兴，而是以城乡融合为基础的整个中国的振兴；不仅仅是一国一时的振兴，而是在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特色振兴。

　　历史虽然漫长，紧要处却往往只有几步。

　　过去百年里，正是因为参透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运行规律，抓住了三农这个根本要素；也因为始终以一颗最柔软的心看待三农，中国共产党总能站在历史正确的那一边，即便是短暂出现偏差，也总能及时纠正，重回正轨。

　　今天，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历史节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一次做出了正确的历史抉择。

　　这是百年国运的逆袭，也是复兴伟业的起点！

　　这是过往最好的时光，也将是未来最平常的岁月！

　　滚滚长江天际而流，险峻处“巨石巉岩临积水，波浪轰天声怒”，留下无数不朽的诗篇。

　　如今，曾经“瞿塘险过百牢关”的长江三峡，早已被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工程——三峡大坝截流。汹涌而下的怒湍激流行至此处而乍变，忽转为高峡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是长江上的惊世力量；这也是历史长河中的惊天逆转，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一道，开启了中国命运的大转折，缔造了中国命运的新天地。

　　历史的长度虽是时间的叠加，但每一个百年，与其他百年的厚度都不尽相同。

　　刚刚过去的壮阔百年，是中华民族史册上最为厚重的一页；而走过雄关漫道的中国，未来也必将如三峡大坝开闸时的天地豪情，凝乾坤之伟力，启万象之新章，在中华史上书写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在人类史上探索中国道路的伟大实践！